那年夏天，我跟着县里的考古队去岭南下面一个叫白水坳的地方。名义上说是配合修路前的勘探，实际就是先看看山里有没有老坟、古窑、旧遗址，免得一铲子下去惹麻烦。那地方偏得厉害，三面都是山，中间一条河，河水不深，到了傍晚却总像浸了墨一样黑。村里人说，白天听着只是水声，夜里一过子时，河边会有“拖鞋底”的脚步，慢慢从渡口走到山脚，谁要是隔着窗户看见了，第二天准发烧。
村里有个老支书，姓罗，头发白得像落了灰。他带我们上山那天，特地拄着拐杖在路边停了停，指着一片荒草说：“那下面有个旧墓，不是好动的。祖上留下的话，叫‘坟前三尺不栽树，井边一丈不修路’。你们要是挖着了，趁早收手。”队里年轻的发掘员笑了笑，说只是探土层，哪来那么多讲究。老罗也不恼，只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，低声说：“山里老规矩，最怕不信的人。”
起初我们谁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
那片山坡离废弃小学不远。学校早年塌了半边，黑板还挂在墙上，风一吹，像有人在里头轻轻刮粉笔。我们把探方打在坡北侧，按理说该先出夯土层，谁知道第三天下午，铲子下去没多久，土色就变了，底下露出一层细密的青灰砖。砖缝里填着黑色黏土，带着一种潮湿发酸的味道，像多年没晒过的棉絮。
老杜是队里最有经验的技工，他蹲下去摸了摸砖面，眉头一皱，说：“这不是普通土坟，像有券门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太阳正好压到山脊后面，光一下子暗了，风也停了。周围的虫鸣却突然密起来，像一团乱线，在草里飞快地擦来擦去。
按规矩，傍晚不再动土。我们用篷布把探方盖上，准备第二天正式开挖。可当晚就出了第一件怪事。
值夜的是小赵，刚从省里调来的，胆子大，睡在工棚里也不关门。他后来跟我说，半夜两点多，他迷迷糊糊听见外头有人敲铁桶，声音不大，一下一下，像拿指甲在挠。起初以为是风，后来又听见有人喊他乳名。那名字，只有他死去的奶奶叫过。小赵吓得一下坐起来，掀开帘子往外看，工棚外面空空荡荡，只有探方旁边的那块盖布，被夜风吹得轻轻起伏，像压着个什么人在底下喘气。
他不敢出去，缩回被子里。可那敲桶声没停，反而挪到了学校那边。隔着一片荒草，传来断断续续的铃声，不像闹钟，也不像手机，倒像老式铜铃，清清冷冷地在夜里滚。村里那所学校早废了十几年，哪来的铃？
第二天小赵脸白得厉害，死活不肯再守夜。我们都说他被山风吓着了。老杜嘴上没说什么，晚上却特意把探方四角都插了红布条，说是图个心安。罗老支书看见了，只叹了口气，没拦。
真正出事是在开券门那天。
青砖后面露出来一层夯实的封土，土里掺着白灰和细碎炭末，一看就是老手做的封法。我们按程序清理，不敢硬撬。可挖到中午，刚把最外层封泥剥掉，坑里就突然泛出一股冷气。不是山风，是从土里直冒上来的那种冷，湿得人手背发紧。老杜说不对劲，叫大家先退开一点。
就在这时，坑底“咔”地响了一声。
声音不大，却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出来。接着，靠近墓门左侧的一块砖自己松了，慢慢往里滑，露出一道黑缝。那缝里没有我们预想中的尸气，反倒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像陈年的线香混着井水味，轻得几乎闻不见。
没人先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杜才低声骂了一句，说这墓里怕是有夹层。
他带我们慢慢把砖拆开。墓道比想象中更长，里面铺着青砖，墙上残着模糊的朱砂符，符纸早烂了，只剩下暗红的痕迹，像干掉的血。我们打着头灯往里走，光束照在地上，竟看见脚印。
不是我们的。
那是一串很浅的脚印，从墓门一直延到里头。脚掌小，像女人，也像孩子，脚尖朝内，走得极慢。可墓口明明是刚开出来的，里面怎么会有脚印？更怪的是，那脚印边缘带着水痕，像刚从河里踩上来，后脚跟还沾着一层细沙。
老杜停住了，回头看了看我，眼神第一次变了。他说先别往里走，先把外头的风口封上。可已经晚了，最前面的阿强像是没听见，举着探灯，往墓室深处照了过去。
灯光打过去的一瞬间，我看见墓室正中停着一口黑漆棺。
棺盖上没有花纹，只有几道被铁器刮过的痕，像是有人曾经想把它撬开，又半途停了。棺前摆着一只铜灯，灯座锈得发绿，灯盏里却有一点湿亮的光，明明没点火，偏像刚添过油。铜灯旁边放着一双小鞋，布面已经烂了，鞋头却还整整齐齐地朝着我们，像等人穿上。
那一刻，阿强忽然说：“里面有人。”
他说得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。我们都以为他看花了眼，可他下一句更怪：“她刚才在里面看我。”
老杜一把拽住他，让他别胡说，赶紧退。可阿强脸色青白，眼珠子直直盯着棺材，说那不是尸体，是个穿白褂子的女人，头发湿着，贴在脸上，正坐在棺尾看他。我们顺着他视线去看，头灯扫过棺面，只照见一层光滑的黑漆，哪有什么人。
偏偏就在这时，墓室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气。
像有人隔着棺材，慢慢吸了一口冷气。
没人再敢往前。老杜当机立断，说先撤，封回去，明天请县里领导和老法师一起过来。我们几个人连退带爬地出了墓道。等到最后一个人上来时，坑底那盏铜灯“啪”地一声，自己灭了。
那天夜里，阿强失踪了。
起初我们以为他喝了酒去村里找人，直到天快亮还不见影子，大家才慌了。村里人打着手电帮着找，连河边、祠堂、废校都搜了，最后在山坡下那口早废了的老井边，找到了他的鞋。
两只鞋，一左一右，整整齐齐摆在井沿上，鞋尖朝里。
井口原本用石板盖着，板缝里长满青苔，根本不可能有人钻进去。村里的老人围着看了一圈，脸色都变了。有人悄悄说，这井早年死过一个放牛娃，后来说是失足，其实是夜里听见井里有人喊他名字，下去看，就再没上来。那孩子的娘疯了三年，临死前只说了一句：“井里不是水，是路。”
老罗支书也来了。他站在井边，看了很久，最后让人把一包黄纸、三炷香放在石板上，没烧，只压着。然后他转头对我们说：“别找了。山里有些东西，认得路，不认人。”
这话说得冷，谁都没接。
第二天一早，县里来了更大的队伍，把墓重新封住，外围拉了线，谁也不准靠近。项目停了三天，第四天才继续。可从那以后，队里的人都变得很静，夜里没人敢离开工棚。连平时最爱说笑的小赵，也总在半夜惊醒，说自己听见有人在窗外走路，脚步声一前一后，像两个人拖着一口很重的东西，绕着棚子转圈。
我原以为最怪的也就这样了，直到一个星期后，出土登记表里多了一条。
那张表原本是老杜保管的，所有标本、工具、发掘点位都登记得清清楚楚。可我去他桌上拿铅笔时，忽然看见最下面新添了一行字，墨迹还没完全干透，写的是：“随葬木牌一枚，刻名：罗阿强。”
我心里猛地一沉，去问老杜。老杜看了一眼，脸色当场就变了，说他根本没写过。我们立刻翻出那张木牌，牌子是从墓道边角里挖出来的，一尺来长，表面发黑，边上有虫蛀的孔。牌上本来空无一字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原先空白的地方竟隐隐浮出两个字，像被水慢慢浸出来的：阿强。
当晚，老罗支书又来了。他没进工棚，就站在外头，隔着一层薄薄的雨雾，把一张黄纸递给我。纸上没有字，只画着一道弯弯曲曲的线，像山路，也像河道。老罗说，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路引，原本是给“回不来的人”用的。说完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疲惫：“你们那天进的，不一定是墓。墓只是门。门开了，里面认得谁，就会来找谁。”
我当时不明白，只觉得后颈一阵发凉。
直到半个月后，我回县城报材料，在火车站候车厅里，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从人群里慢慢走过去。那人穿着我们工地发的旧工服，肩膀微塌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像阿强。
我追出去，站台上却只有一列慢慢进站的车，风把广播声吹得断断续续。就在列车门开合的一瞬间，我看见车厢角落里坐着一个人，头低着，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，脚边放着一双小小的布鞋。
他没有抬头。
可我清清楚楚看见，他左手腕上，系着一截我们下墓那天用来绑红布条的旧红绳。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去过白水坳。后来有人说，那座山坡上的墓其实早就空了，里头埋的不是人，是一口“借命”的旧棺；也有人说，阿强是自己失足掉进井里，被水冲进了别的地方。说法很多，谁也讲不圆。
只是每年入夏，到了雷雨最闷的那几天，我总会想起白水坳的夜里那声轻轻的叹气，还有墓道里那串湿脚印。偶尔半夜醒来，窗外风声一紧，我甚至会恍惚听见，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慢慢敲着一只铁桶，一下一下，像在叫谁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