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那边有些老村，白天看着热闹，夜里一过十二点，路就像忽然短了一截，灯也照不远。尤其是靠山靠海的地方，风里总带着潮味，吹过榕树根，像有人在地底下低声叹气。
我听来的这件事，发生在嘉义往山里去的一个旧村。村名现在很少有人提了，年轻人都搬到市区，剩下几户老人守着祖厝、菜园和一间破旧的土地公庙。村后有片坟坡，坡下是一条废了很久的运蔗小路，过去甘蔗车从那里过，铁轨锈得只剩几段，草长得齐腰深。
老一辈讲，那条路晚上不能走。不是怕鬼打墙，是怕碰见“起尸”。
台湾乡下有些地方忌讳横死、客死、病死不明的人，说这种人下葬前，屋里要点脚尾饭，床边压剪刀，门槛上放一碗盐米。守灵的人不能睡死，猫狗也不能进灵堂。要是有黑猫跳过棺材，或者半夜听见棺材里指甲刮木板，那就麻烦了。
这话听着像旧时代吓小孩的，可那年端午前后，村里真出了事。
死的是一个姓洪的老人，大家都叫他洪阿伯。洪阿伯年轻时在山上砍竹，后来摔坏了腿，走路一拐一拐。他一个人住在村尾祖厝里，儿女在台中，很少回来。出事前几天，有人还看见他坐在门口剥花生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“有人晚上敲后门”。
邻居问他谁敲。
他说：“穿寿衣的。”
邻居听了只当他老糊涂。那阵子天气闷，老人睡不好，胡言乱语也常见。可到了第三天早上，送豆浆的摩托车经过他家门口，发现门半开着，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进去一看，洪阿伯躺在厅堂竹椅旁边，脸朝下，手指抠在地砖缝里，已经没气了。
奇怪的是，他十根手指甲里全是黑泥。
村里人说，人死了就得赶紧通知家属。可洪阿伯儿子赶回来时已经傍晚，殡仪馆的车又说山路塌了一段，晚上不好进村，只能先把尸体停在祖厝厅堂，等第二天再来处理。
那晚守灵的，有洪阿伯儿子、一个堂侄，还有村里帮忙的阿桂婶。
阿桂婶是老派人，懂些禁忌。她让人点了香，在尸脚边放一碗白饭，上面插一双筷子，又在门槛洒了一线盐米。她还特别交代：“猫别放进来，灯别熄，听见什么都不要乱应。”
洪家儿子本来不信这些，嘴上说“现代社会了”，可到底是自己父亲尸体停在屋里，他也没敢多讲。
台湾那边有些老村，白天看着热闹，夜里一过十二点，路就像忽然短了一截，灯也照不远。尤其是靠山靠海的地方，风里总带着潮味，吹过榕树根，像有人在地底下低声叹气。
我听来的这件事，发生在嘉义往山里去的一个旧村。村名现在很少有人提了，年轻人都搬到市区，剩下几户老人守着祖厝、菜园和一间破旧的土地公庙。村后有片坟坡，坡下是一条废了很久的运蔗小路，过去甘蔗车从那里过，铁轨锈得只剩几段，草长得齐腰深。
老一辈讲，那条路晚上不能走。不是怕鬼打墙，是怕碰见“起尸”。
台湾乡下有些地方忌讳横死、客死、病死不明的人，说这种人下葬前，屋里要点脚尾饭，床边压剪刀，门槛上放一碗盐米。守灵的人不能睡死，猫狗也不能进灵堂。要是有黑猫跳过棺材，或者半夜听见棺材里指甲刮木板，那就麻烦了。
这话听着像旧时代吓小孩的，可那年端午前后，村里真出了事。
死的是一个姓洪的老人，大家都叫他洪阿伯。洪阿伯年轻时在山上砍竹，后来摔坏了腿，走路一拐一拐。他一个人住在村尾祖厝里，儿女在台中，很少回来。出事前几天，有人还看见他坐在门口剥花生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“有人晚上敲后门”。
邻居问他谁敲。
他说：“穿寿衣的。”
邻居听了只当他老糊涂。那阵子天气闷，老人睡不好，胡言乱语也常见。可到了第三天早上，送豆浆的摩托车经过他家门口，发现门半开着，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进去一看，洪阿伯躺在厅堂竹椅旁边，脸朝下，手指抠在地砖缝里，已经没气了。
奇怪的是，他十根手指甲里全是黑泥。
村里人说，人死了就得赶紧通知家属。可洪阿伯儿子赶回来时已经傍晚，殡仪馆的车又说山路塌了一段，晚上不好进村，只能先把尸体停在祖厝厅堂，等第二天再来处理。
那晚守灵的，有洪阿伯儿子、一个堂侄，还有村里帮忙的阿桂婶。
阿桂婶是老派人，懂些禁忌。她让人点了香，在尸脚边放一碗白饭，上面插一双筷子，又在门槛洒了一线盐米。她还特别交代：“猫别放进来，灯别熄，听见什么都不要乱应。”
洪家儿子本来不信这些，嘴上说“现代社会了”，可到底是自己父亲尸体停在屋里，他也没敢多讲。
入夜后，山里起了雾。
祖厝很老，红砖墙，黑瓦顶，厅堂正中挂着褪色的祖先画像。画像上的人脸被香烟熏得发暗，眼睛却像还亮着。外头雨没有下透，只是一阵一阵飘，滴在天井里的水缸上，发出很轻的“嗒、嗒”声。
大概过了十一点，屋后传来第一次敲门声。
“叩、叩、叩。”
不是前门，是后门。
三个人都停住了。洪家儿子看向阿桂婶，阿桂婶脸色一下变了，抬手示意他们别出声。
敲门声停了一会儿，又响。
“叩、叩、叩。”
堂侄压低声音说：“会不会是邻居？”
阿桂婶瞪了他一眼：“邻居会走后门？”
没人再说话。厅堂里只有香灰往下落，火光小小一截，红得发暗。过了一阵，后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，很低，像隔着湿布。
“开门。”
那声音听着像洪阿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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