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学校老校区有栋解剖楼，外墙是灰黄色的，窗户又窄又高，夏天爬满了爬山虎看着像一排排闭不上的眼睛。那楼在校园北边，后面隔一道铁栅栏就是旧家属区，再往北是一片早废弃的锅炉房和防空洞。平时学生很少往那边去，只有上解剖课的人，才会在下午或者晚上排着队进去。
关于那栋楼，学校里一直有些说法。
有人说，解剖楼三楼最东头那间标本室，半夜会自己亮灯；也有人说，负一层停尸间的铁门里，经常传来指甲挠门的声音。老生吓唬新生时最爱讲这些，可我们刚进医学院那会儿，谁都嘴硬，说学医的还怕死人，那不是笑话吗。
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，是从我同学周启明身上开始的。
周启明是我们班胆子最大的一个，东北人，个子高，平时说话大大咧咧，第一节解剖课前还拍着胸口说：“不就是大体老师吗？人家都捐了遗体给咱们学习，怕啥，咱得尊重。”他说得没错，老师也一再强调，进实验室之前要鞠躬，不能嬉笑，不能拍照，不能乱碰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第一次进解剖楼。
一楼走廊很长，地面是老式水磨石，灯管一根亮一根不亮，空气里全是福尔马林的味道，呛得人眼睛发酸。实验室门口摆着一排鞋套和白大褂，老师点名后，让我们分组进去。那时我记得很清楚，周启明分到的是五号台，台上的大体老师是一位年纪偏大的男性，身形很瘦，左手小指缺了一截。
刚开始一切都还正常。老师讲得很慢，从皮肤、筋膜、肌肉层一点点往下说。可上到一半，周启明忽然皱了皱眉，低头看向台下。
我站在隔壁组，看见他脸色有点白，就问：“咋了？”
他说：“刚才有人拽我裤腿。”
我们都以为他开玩笑，旁边的女生还骂他别吓人。周启明自己也笑了笑，说可能是白大褂挂到了桌角。可我看得见，他之后一直往后退，手也没再像刚进来时那么稳。
那节课快结束时，老师让每组把器械清点好，覆盖好大体老师。我们组收拾完后，听见五号台那边忽然“当啷”一声，一把止血钳掉在地上。周启明蹲下去捡，整个人却僵住了。
他盯着台子下面，过了几秒，猛地站起来，脸白得吓人。
老师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只是有点低血糖。可出了实验室以后，他把我拉到楼梯口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刚才看见台子底下有一只手。”
我说：“手？什么手？”
他说：“不是老师身上的，那只手在地上，抓着我的鞋。”
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可还是劝他别多想。解剖楼那地方，光线暗，气味重，人一紧张，看错也正常。周启明点点头，可那天晚上，他没回宿舍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顶着两个黑眼圈回来，说昨晚去了网吧通宵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睡，他沉默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一闭眼，就听见有人在床底下敲。”
他说那声音很轻，三下三下地响，像手指敲不锈钢台面。
起初我们都当他神经绷得太紧。毕竟第一次接触遗体，有心理反应很正常。可后来的事，越来越不像心理问题。
第二次解剖课，是一周后的晚上。那天白天下了雨，傍晚才停，解剖楼外面的地砖湿漉漉的，倒映着昏黄的路灯。我们进楼时，周启明忽然停在门口，盯着三楼窗口看。我顺着他视线望过去，只看见最东头那扇窗黑着，玻璃上却像贴着一个人影，很矮，弓着背，一动不动。
我揉了揉眼，再看时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那晚老师讲上肢神经血管，五号台还是周启明那组。课上到一半，实验室的灯忽然闪了两下。老师停住话头，抬头看了看，说老楼线路不好，别慌。灯重新亮起来的时候，周启明手里的镊子掉了。
他盯着大体老师的左手，声音都变了：“老师，他的小指……是不是长出来了？”
整个实验室一下安静下来。
老师走过去检查，脸色也有点不自然。因为我们上次所有人都看见，那位大体老师左手小指是缺一截的。可那天晚上，覆盖布下面伸出来的那只手，五根手指齐全，只是小指颜色更深，像刚缝上去似的。
老师很快让我们下课，说标本可能调换过。可谁都知道，五号台的位置没换，编号牌也没换。出去的时候，周启明走在最后，忽然回头朝台子方向看了一眼。后来他说，他看见盖布下面动了一下，像有人翻了个身。
从那以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。
白天上课，他常常走神，笔记本上写满了同一句话：还给我。晚上睡觉，他总说有人站在宿舍门外，拿指甲轻轻刮门。我们宿舍在四楼，楼道尽头就是厕所，半夜灯总是一闪一闪。有几次，我也确实听见门外有拖鞋声，慢慢从楼梯口走到我们门前，停一会儿，又慢慢走开。开门看，走廊空无一人，地上却有一串湿脚印，停在周启明床铺正对着的门口。
最邪门的是他的左手小指。
有天早上洗漱，他忽然喊了一声。我跑过去一看，他的小指指甲根部发黑，像被什么东西用力掐过。接下来几天，那块黑色一点点往上爬，整根小指都变得冰凉。他去校医院看，医生说可能是循环不好，让他去大医院检查。可周启明回来后，只坐在床边发呆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不是要我的命，他是要他的东西。”
我们问他什么意思，他摇头不说。
后来事情传到辅导员那里，学院安排他暂停解剖课，去做心理疏导。可停课后的第一天晚上，周启明不见了。
那晚十一点多，宿管阿姨上来查寝，发现他的床铺空着，手机还在枕头底下。我们以为他又去了网吧，直到楼下保安打电话上来，说解剖楼那边有灯亮。
那栋楼晚上十点后应该封门。
辅导员、保安和我们几个男生一起赶过去。雨又下起来了，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响，解剖楼门口的铁门半开着，门锁挂在一边，像是从里面被人打开的。楼里没有开大灯，只有走廊尽头一盏应急灯绿幽幽地亮着。
我们上到二楼时，听见实验室里传来金属碰撞声。
一下，一下。
像有人在清点器械。
保安壮着胆子推门，门一开，福尔马林的味道扑出来，呛得人直咳。实验室里只有五号台上方的灯亮着。周启明就站在台边，穿着白大褂，背对着我们，左手垂在身侧，一动不动。
辅导员喊他名字。
他没回头，只低声说：“我没有拿。”
我们走近才看见，五号台上的盖布已经被掀开了一角。大体老师的左手露在外面，五根手指齐全，唯独小指指尖不见了。而周启明的左手小指，正滴着血。
那一刻没人说话。
保安最先反应过来，冲过去把他拉开。周启明像忽然醒过来一样，猛地挣扎，哭着说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来找我的。辅导员吓得脸都白了，连夜把他送去了医院。后来学院对外说，他压力过大，出现了幻觉，手指是自己不小心割伤的。
因为那晚离开实验室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五号台。盖布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落下了，大体老师的左手安安静静放在台边，还是五根手指齐全。只是那根小指，比旁边的手指要新一些，皮肤颜色也浅一些。
周启明休学了。
后来我听说，他家里人把他接回东北老家，在村里请了个会“看事”的老人。老人看完只说了一句，医学院那位不是普通回来找事的，是生前少了东西，死后入不了整。至于少的到底是什么，没人敢细问。
几年后，我们毕业，各奔东西。解剖楼也拆了，原址建了新实验中心。可每年新生入学，总还有人说，晚上路过北边那片空地时，会闻到一股很淡的福尔马林味。还有人说，雾重的时候，能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生站在路灯下，低头看自己的左手。
我毕业那年回宿舍收拾东西，在旧书里翻到周启明留下的一页笔记。上面没有课堂内容，只反复写着一行字，写满了整张纸：
五号台下面，还有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