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日翻出一本书信集，是我很早装订成册的原件本，牛皮纸封面，题名《文朋诗友书信集》。记得当初一共装订了三本，如今却只翻找到两本。在那个连电话都是奢侈品的年代，书信是彼此之间缺一不可的重要沟通方式。而现在，这些纸质书信眼看就要成了文物，于我而言，却是一笔珍贵的青春遗产。
我翻来翻去，心底翻涌的全是感叹。这些写信的人，时至今日还能保持联系，或是知晓下落的，已经寥寥无几。此番翻看，无关怀旧，反倒像是怀古。信里的人，真的有已经作古的，那些过往，也都烟消云散了。他们的命运早已千差万别，如烟的往事，是真的像烟一样散了。有些人，我竟已记不清是谁了。不禁唏嘘自己的记忆日渐衰退，他们不过是我生命里短暂的过客，而我，又何曾不是别人生命里的过客呢？
书信里还夹杂着诗作，字里行间，满是上世纪80年代诗歌启蒙运动的浓烈气息。我们是一群被诗歌牵引着的莽撞少年，个个自命不凡，活脱脱的诗歌浪子，写信往来，说到底都是在交流诗艺。这样的交流，在那时也成了维系友谊的由头。信里自然也夹着照片，甚至还有一小片桦树皮，树皮上写着一句诗。女文友夹张照片寄来，倒也合情合理，看了也让人心动，可我始终不明白，一个胡子拉碴的男文友，为何每次寄信，都会夹上自己的照片。说不清他是不是有自恋情结，我曾专程去武汉找过他，当面问起这事：“你他妈长得也不咋的，为啥总喜欢送人照片？”他笑得浪荡，随后却认真道：“照片能让人记忆深刻。”我心里暗忖，你这诗写得一塌糊涂，就算看了你的照片，我也记不住。记忆本就有选择的功能，时至今日，我早已忘了他姓甚名谁。
那时的女诗人，大多矜持含蓄，还带着几分前消费时代独有的素雅。可女人的梦一旦烧起来，那股劲儿，是能豁出性命的。女人是火，惯于自我燃烧；总有男人甘愿扑上去，做那扑火的飞蛾。诗人老江河的妻子，一位自杀离世的女诗人，最后便是由他亲自送去火化的。这般传奇的悲剧，自然也让人想起顾城夫妇的经历。
翻信时，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女孩的信，信里的诗，篇幅是信文的好几倍。我曾借着出差的机会去找过她，却未能相见。她那瘦弱不堪、头发花白的母亲，用冰冷的眼神打量着我，满是疏离。我匆匆瞥了一眼这个家，家徒四壁，又脏又乱。想来，一个家里要走出一位女诗人，要么是天赋异禀的天才，要么是误入歧途、不通世事的痴人。后来，我终究还是和她见了面，才发现她既非天才，也并非不谙世事。她开始写诗，只是因为在邮局的报刊亭卖报刊，被那个诗歌盛行的时代感染，写诗渐渐成了她内心的一丝光亮。可后来，这丝光亮终究还是沉进了黑暗里。一场恋爱的失败，让本就多愁善感的她彻底垮了，人生也就此被毁。多年后我们再次相遇，那相见，于我而言简直是一场错误。我不该看见，也不该知晓她那破败不堪的命运，她仿佛被困在一道魔咒里，苟延残喘。所以说，不要轻易和故人相见，那会对彼此的记忆都造成伤害，何况我们，早已不是那时那景里的人了。
还有一位俊朗的东北小伙，1986年，我们一同在洛阳参加过《诗刊》的改稿会。分别时，我们难分难舍，临走前，他唱了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唱得我们拍红了手掌。后来我们也多次通信，他说自己是被一位老诗人收养的孤儿，彼时正在老诗人主编的诗歌杂志做编辑。他还向我约过稿，当时没有收到回复，可后来那首诗竟发表在了他编辑的杂志上，署名却是他自己。我们也因此彻底绝交。再后来，我在《知音》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“一个囚徒诗人的人生”的文章，看到配图时，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位被判极刑的诗人，正是他。为了筹齐去台湾参加诗会的旅费，他竟犯下命案，夺走了三条人命。那个高大俊朗的帅哥诗人，原来不过是个人格畸形的骗子。
我合上这些信件，心底除了感叹，再无心思回顾过往。这些文友里，有人飞黄腾达，有人早夭离世，有人贫困潦倒，大多则销声匿迹，都被掩埋在了记忆的坟墓里。
想来，走失，或是消失，本就是人生的常态。想起王小妮的一句诗：至今还没认识的，再也不想认识了。而我想说的是，至今已然走失的人，我也毫无寻找、盼着团聚的愿望。活着，或是死去，人生聚散，命就是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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