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竹

黄土厚载岁月，原野藏尽沧桑。在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版图上，白鹿原始终是一座无法绕开的精神地标。1993年，陈忠实《白鹿原》横空出世，以笔墨镌刻关中大地的百年浮沉，将一片北方塬野从地理疆域升华为承载民族农耕记忆、传统伦理裂变的文化图腾，为中国旧式农耕文明的落幕写下了沉郁厚重的文学终章。三十余载光阴流转，白鹿原的麦浪依旧翻涌，灞河的流水从未停歇，这片饱经风雨的土地，始终等待着新的文学书写与时代注解。2024年9月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蓝田籍作家贠文贤的四十万字长篇乡土巨著《大梁村》。以故土为纸、以岁月为墨、以亲历为骨，接续白鹿原的文学文脉，开启了“后白鹿原时代”乡土现实主义叙事的全新篇章。

这部扎根蓝田白鹿原的长篇小说，以大梁村为微观叙事场域，铺展了横跨半个多世纪的乡土变迁长卷。叙事时序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集体岁月肇始，历经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、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，终至新世纪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图景，完整复刻了中国乡村从传统农耕模式突围、向现代化乡村文明迭代的艰难蜕变历程。不同于《白鹿原》对旧时代宗法秩序、农耕文明解体的悲情回望，《大梁村》将目光投向文明落幕之后的新生与重构，以两代乡民的命运浮沉、精神嬗变为叙事主线，在细碎的乡土日常中打捞时代肌理，在个体悲欢中折射家国变迁。

作为接续关中乡土文学血脉的诚意之作，《大梁村》一经面世便收获文坛瞩目。著名作家贾平凹读后盛赞其为优质佳作，直言作品浸润着浓郁纯粹的乡土烟火，语言质朴苍劲、力透纸背，读来令人思绪万千、回味无穷。文化学者肖云儒则精准捕捉到作品的精神内核，认为小说在丰盈的生活图景与复杂的人性博弈中，极致彰显了平凡生命的价值坚守与人性本真的善美光辉。诸多名家的精准评述，印证了《大梁村》的双重文学质地：它既是一部镌刻乡土流变、记录时代进程的民间社会史，也是一曲礼赞平凡生命、弘扬人性微光的精神赞歌，更是白鹿原文学谱系中，一次跨越三十年、扎根新时代的真诚文学接力与精神赓续。

一、时空诗性建构：半世纪乡土流变的全景式史诗书写

乡土文学的核心生命力，在于以精准的时空锚点定格时代变迁，以绵长的时间维度承载文明迭代。《大梁村》最具史诗气象的艺术特质，便是其恢弘且细腻的时空叙事体系。贠文贤跳出碎片化、阶段性的乡土书写局限，以五十余载时间长河为纵轴，以白鹿原大梁村的乡土肌理为横轴，编织出一幅立体、鲜活、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温度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图景。这种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叙事跨度，在当代乡土现实主义创作中实属罕见，既考验着作者的历史认知格局，更彰显着其扎根乡土、亲历时代的创作底气。

小说的时间叙事脉络，精准锚定了新中国乡村发展的所有关键节点，实现了历史进程与文学叙事的无缝契合。文本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互助组、农业合作化运动落笔，依次铺陈人民公社的建制运行、“四清”运动的乡土震荡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地革新、市场经济浪潮对乡村传统秩序的解构冲击，最终落笔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赋能下的乡村新生。从集体化时代的探索求索，到改革开放的破冰突围，再到新时代的振兴腾飞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制度变革、社会风貌、民生百态，都被作者精准捕捉、细腻描摹，构筑起完整连贯的乡村时代变迁谱系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作者并未陷入编年体式的流水叙事误区，而是秉持“详略相生、虚实互补”的叙事智慧，赋予漫长时间线极强的艺术张力。通读全文可见，小说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前后分野、轻重有致的结构特质：前三十四回深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岁月，以极致细腻的笔触描摹大梁村在基层干部与全体村民的并肩求索中，探索农业发展、乡村存续的艰难路径，字字皆是亲历者的真切感悟与岁月沉淀；三十五回之后笔墨陡然舒展，聚焦二十一世纪新时代乡村的蜕变新生，全景展现现代农业、特色小镇、全域旅游、县域工业赋能下的乡村振兴盛景。

这种叙事排布暗藏双重深意：其一，是作者生命经验的文学投射。贠文贤年逾七旬，完整亲历了小说所书写的半世纪乡土变迁，集体化时代的农耕劳作、乡村百态、人情冷暖，早已镌刻进生命肌理，故而书写细腻入微、共情充沛；其二，是作品主题的递进升华。从艰苦求索、步履维艰的旧时光，到欣欣向荣、蓬勃向上的新时代，一抑一扬、一沉一升的叙事节奏，构筑起“困境探索—突破变革—全面振兴”的完整叙事弧线，精准诠释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核心主题，让宏大的时代变迁落地为可感可知的乡土故事。

在空间叙事层面，《大梁村》完美践行了“以小见大、以村映国”的乡土叙事美学。大梁村这座隐匿于白鹿原褶皱中的普通村落，不再是单纯的故事发生场景，而是成为中国乡村百年变迁的核心缩影与微观载体。陕西人民出版社对作品的推介精准切中这一内核：大梁村在新中国建设、国民经济恢复、改革开放、新农村建设、乡村振兴等各个历史阶段，始终彰显着顽强的生命韧性、凝聚人心的乡土力量、蓬勃向上的生产活力。一座村庄的起伏兴衰、迭代新生，精准复刻了亿万中国乡村的发展轨迹，让宏大的国家叙事、时代变革，落地为一村一地、一人一事的鲜活故事。

这种微观叙事承载宏观时代的创作策略，既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经典艺术传统，也是《大梁村》最具价值的艺术突破。作者摒弃空洞的时代口号与宏大叙事的说教式表达，将制度变革、社会转型、文明迭代的宏大命题，完全融入乡村的生产劳作、邻里相处、家族存续、人心流变之中。春种秋收的农耕节律、邻里间的嬉笑嗔怨、改革中的观念碰撞、时代中的命运浮沉，每一处细碎的日常，都是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，让半世纪的家国沧桑，沉淀为白鹿原上最质朴、最动人的乡土记忆，实现了个体叙事、乡村叙事与国家叙事的深度同频。

二、叙事范式革新：历史洪流与个体生命的双向共生

乡土文学的深度，永远源于历史与个体的双向交融。空洞的历史书写易沦为史料堆砌，脱离时代的个体叙事则会陷入格局狭隘。贠文贤深谙乡土叙事的核心要义，其创作深受《白鹿原》艺术滋养，却又跳出经典范式的桎梏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逻辑。陈忠实以精妙笔法，将清末民初至抗战时期的百年历史巨变，熔铸于白鹿原普通人的日常悲欢、家族兴衰之中，开创了“时代洪流裹挟个体命运，个体浮沉映照时代变迁”的经典叙事范式。《大梁村》承续这一核心精髓，同时完成了叙事视角的轻量化、生活化、烟火化革新，让宏大历史褪去肃穆外衣，让个体生命挣脱扁平桎梏，实现了历史质感与人性温度的完美共生。

小说彻底摒弃历史叙事的直白铺陈与刻意说教，所有时代变革、制度更迭、社会震荡，均通过人物命运的起伏转折、日常生活的细碎细节悄然折射，让历史藏于烟火，让时代显于人心。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，从未被作者直白定义、刻意歌颂，而是具象化为生产队长席广田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。这位扎根乡土的基层干部，始终秉持“集体为根、众力成事”的朴素信念，常对社员坦言：“集体就是大家，大家都出力，经济就会壮大；都想给自己挖，集体就会垮。”一句质朴的乡土话语，道尽了那个时代最纯粹的集体信仰与乡土担当。

而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原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推行，集体劳作的时代落幕，个体耕作的新模式开启，席广田默然垂泪的瞬间，成为时代转型最动人的文学注脚。这一滴泪水，饱含着对深耕半生的集体土地的眷恋，对传统农耕模式落幕的怅惘，对时代剧变的茫然与错愕。一个普通乡村干部的细腻情绪，精准映照出整个乡土社会转型期的深层阵痛，让冰冷的制度变革、宏大的时代更迭，拥有了温热的人性温度与细腻的情感肌理，远比直白的历史论述更具感染力与穿透力。

为极致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乡土生态与人心百态，作者捕捉了大量极具时代质感的生活细节，以微观场景镌刻时代底色。公私观念的碰撞、人性善恶的博弈，未曾通过激烈的冲突、刻意的剧情展现，而是藏于两个极具烟火气的乡土场景之中：生产队长聂老大手握集体权责，却心生私念，私吞集体卖猪款项，面对众人追问言辞闪烁、含糊搪塞，尽显人性私心与权责失守的缺憾；普通社员尹宝石恪守小农时代的利己思维，惜土惜物到极致，连耕地积攒的粪肥也要尽数运回自家自留地，却不慎被牛尾巴甩破粪包，秽物满身，引来乡邻嬉笑打趣。

两个琐碎质朴、真实可感的乡村片段，没有跌宕的剧情冲突，没有刻意的善恶评判，却精准复刻了集体化时代乡村最真实的人心百态、观念博弈。在物资匮乏、集体共生的时代背景下，大公与自私、坚守与投机、淳朴与狭隘的人性对立与交融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扎根乡土、源于生活的原生细节，构建起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乡土质感，让远去的历史不再遥远、不再空洞，真正实现了“一粒尘埃见世界，一处烟火观时代”的叙事境界。

相较于《白鹿原》繁复缠绕、多层交织的史诗级叙事网络，《大梁村》构建了更为清朗舒展、张弛有度的双线叙事结构，形成了差异化的艺术美感。小说以“乡村社会结构变迁”与“两代青年成长蜕变”为双重主线，双线交织、互为表里、双向推进。其中，社会变迁线为叙事骨架，承载半世纪制度迭代、产业革新、乡土治理的宏大内容，保证了作品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格局；人物成长线为叙事血肉，聚焦两代乡民的命运抉择、精神蜕变、情感纠葛，赋予作品鲜活的人性温度与烟火气息。

在叙事节奏上，作者采用“线性叙事为基底，非线性叙事为点缀”的精巧手法，兼顾叙事的完整性与层次感。线性时序贯穿全文，从建国初期的乡村建设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，时间脉络清晰连贯，确保了历史叙事的严谨与完整；非线性的插叙、倒叙手法穿插其间，“忆苦思甜”的岁月回望、童年旧事的温情追忆、乡土恩怨的缘起梳理，为规整的时序叙事增添了灵动韵律与厚重底蕴。尤为精妙的是，小说以一场乡土社戏开篇，以戏台众生相铺展乡土人情、交代人物关系、埋下剧情伏笔，一台乡村社戏，既是全书的温情序幕，更是一方乡土悲欢离合、时代沉浮的隐喻，落笔轻盈却意蕴深远，尽显作者的叙事匠心。

三、人物群像建构：时代洪流中人性百态的真实描摹与精神求索

人物是小说的灵魂，人性是文学永恒的命题。一部优秀的乡土作品，必然是一群人的命运史诗，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。贠文贤深谙人物塑造的核心要义，始终秉持陈忠实“不将人物简单化、脸谱化”的创作理念，摒弃非黑即白的扁平人物塑造模式，立足时代语境与乡土底色，刻画了近三十名有名有姓、有血有肉、有善有私、有光有憾的鲜活人物，构建起立体丰满、真实立体的乡土人物谱系。这群扎根白鹿原大梁村的普通人，在时代洪流中沉浮抉择、成长蜕变，既彰显着平凡生命的坚韧力量，也暴露着人性的复杂幽微，共同构筑起半世纪乡土变迁的精神底色。

小说以“两代人命运交响”为人物叙事框架，形成了纵向的历史深度与精神传承。老一辈乡民以于恭让、席广田、金文涛为核心代表，他们生于乱世、长于集体时代，深受传统乡土伦理与集体主义精神浸润，一生扎根土地、勤恳劳作，家族恩怨、邻里温情、集体坚守、岁月坎坷，构成了旧时代乡村社会的精神底色，见证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坚守与落幕。年轻一代则以于刚乾、席养涵、闫银堂为核心，他们生于时代变革之际，长于文明迭代之时，挣脱了传统乡土的桎梏，却始终眷恋故土、心怀乡土。

求学求知、参军报国、外出闯荡，他们以不同方式走出黄土塬，见识广阔天地、习得新知本领，最终却殊途同归，尽数选择回归乡土、反哺家乡、建设故土。评论者孔明精准捕捉到这一人物群像的典型价值：三位青年的人生轨迹并无传奇跌宕的戏剧色彩，却真实复刻了当代乡村青年、乡土知识分子的成长宿命。“走出去寻路，走回来扎根”的人生选择，既是个体的初心坚守，更是新时代乡土精神传承、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，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流动、阶层变迁、精神迭代的深层逻辑。

在核心人物的塑造上，作者兼顾典型性与真实性、理想性与现实性，让人物立于时代、扎根生活、共情人心。于刚乾是全书的精神核心与理想标杆，作者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他从青涩乡村少年，成长为担当有为、心系百姓的县委书记的蜕变历程。他聪慧坚毅、理性纯粹、心怀家国、扎根民生，青年时期带头抗旱打井、深耕农耕技术，总结大梁村种植经验并全域推广，助力乡村增产增收；从政之后坚守初心、清正廉洁、坚决反腐，始终站在百姓立场谋发展、办实事。

有读者曾质疑这一人物略显理想化、缺乏缺憾，但这份理想主义，恰恰是作者刻意坚守的价值选择。贠文贤始终坚信，理想主义从未脱离现实土壤，平凡人间从不缺坚守初心、向阳而行的奋斗者。于刚乾的人物形象，浓缩了新时代乡土建设者的初心担当、精神风貌，是时代正向价值、人性美好光辉的集中载体，为浮躁时代注入了纯粹而坚定的精神力量。

席广田则是旧时代乡村基层干部的典型缩影，承载着集体岁月最珍贵的乡土精神。作为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，他公正无私、淳朴善良、恪尽职守、爱社如家，始终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。带头攻坚克难，修水库、建砖瓦窑、赴县城采购优质麦种，每一项劳作、每一次付出，都源于对土地的热爱、对集体的担当。作者塑造这一人物时，虽隐约有《白鹿原》白嘉轩的精神影子，却彻底跳出了宗法族长的人物范式。

白嘉轩是旧式宗法秩序的守护者，承载着传统伦理的厚重与桎梏；而席广田是新时代集体制度的践行者、基层乡土的建设者，是国家意志落地乡村、乡土秩序有序运行的中坚力量。他既有时代赋予的勤勉担当，也有时代局限的认知缺憾，完美复刻了一代乡村基层干部的真实面貌，让远去的集体岁月有了鲜活的人物载体、真切的精神温度。

为规避人物塑造的单一化、完美化，作者刻意刻画了易建设这一复杂立体的反面人物，实现了人性书写的深度与平衡。易建设精明能干、处事干练、坚守原则、秉公履职，前期曾是乡村建设的得力干将，拥有干事创业的能力与初心，却在权力的浸润、环境的熏陶中逐渐迷失自我，在欲望的漩涡中不断沉沦，最终突破底线、深陷贪腐泥潭，完成了从实干者到堕落者的悲剧蜕变。

这一人物的塑造，彻底摒弃了脸谱化的反派书写，没有绝对的善恶对立，只有人性在时代、权力、欲望面前的脆弱与异化。从初心坚守到私欲膨胀，从勤勉履职到腐化堕落，人物性格的蜕变层层递进、逻辑严密，精准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、复杂性，让整部作品的人物体系更加平衡、叙事格局更加深刻。

除此之外，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同样鲜活立体、各有风骨，共同构筑起烟火氤氲的乡土人间。金文涛豁达通透、笑对坎坷，于贫苦岁月中自带乐观通透的人生态度，用平凡的喜乐消解生活的苦难；金玉秀温婉纯粹、容貌清丽，却性格怯懦、逆来顺受，最终深陷爱情悲剧，道尽旧时代乡村女性的命运桎梏；丁香梅率真直白、纯粹简单，保留着乡土最本真的质朴赤诚；丁德让狡诈虚伪、自私狭隘，一生算计害人，最终落得害人害己的结局。一众人物各有性格、各有命运、各有缺憾、各有光芒，让大梁村不再是抽象的叙事场景，而是一个有冷暖、有善恶、有悲欢、有温度的真实乡土世界。

纵观整部作品的人性书写，贠文贤始终坚守“不美化、不丑化、不片面化”的创作原则，力求还原人性本真的复杂多元。即便是反面人物，作者也深入挖掘其性格畸变的时代诱因、环境根源，而非简单贴上“善恶”标签。但相较于《白鹿原》人物命运的撕裂感、悲剧性与思辨性，《大梁村》的人物塑造仍有一定的叙事限度。《白鹿原》中黑娃的跌宕浮沉、白孝文的挣扎蜕变、田小娥的悲情宿命，人物命运充满极致的冲突、深刻的人性拷问与悲剧张力，直击人性最幽暗、最复杂、最深刻的维度。

而《大梁村》始终秉持温暖向阳、褒善扬美的美学基调，侧重挖掘平凡生命的美好坚守、奋进力量，弱化了人性的幽暗博弈与命运的悲情撕裂。这既是作者温暖质朴的创作初心使然，也是作品立足新时代、弘扬正向价值的使命担当，让整部作品始终浸润着乡土的温情与向上的力量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性书写的极致深度与思辨锋芒。

四、审美肌理建构：烟火诗意与质朴风骨的现实主义美学

真正优秀的乡土文学，必然是烟火气与诗意美的完美交融，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。《大梁村》的艺术魅力，不仅源于恢弘的史诗格局与深刻的时代内涵，更在于其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。贠文贤以质朴苍劲的文笔、细腻入微的观察、纯粹自然的表达，将关中乡土的烟火百态、四季风物、人情世故、精神风骨尽数落笔，构建出“质朴见力量、细碎藏深情、烟火蕴诗意”的独特审美体系，让现实主义叙事跳出刻板、枯燥的桎梏，兼具生活质感、文字灵气与意境美感。

浓郁纯粹、沉浸式的乡土生活气息，是《大梁村》最鲜明的艺术标识，也是文坛各界一致推崇的核心特质。贾平凹盛赞其“生活气息极浓”，评论家周养俊亦肯定其作品的烟火质感，这份极致的真实，源于作者扎根乡土、亲历岁月的生命积淀。贠文贤深耕白鹿原七十余载，乡土的一草一木、一耕一耘、一俗一情，皆烂熟于心，落笔皆是真情、句句皆是实景。

小说中无数生活化的场景描写，自带沉浸式的乡土氛围感，让读者如临其境、如闻其声、如感其情。集体岁月的社员会议上，饲养室的烟火气息、社员们的嬉笑打闹、乡村议事的淳朴氛围，鲜活复刻了集体时代的乡村日常；夏收“龙口夺食”的关键时节，割麦、碾打、翻场、起场、扬场的全套农耕工序，乡民们抢抓农时的忙碌身影、劳作间隙的嬉笑打趣，尽显关中农耕的原生风貌。农忙时节，麦田合围、野兔穿梭，乡民劳作之余捕捉野味，夜色笼罩的村落里弥漫着淡淡的肉香，烟火细碎、温情脉脉，将艰苦岁月里的乡土温情、生活意趣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除了人文生活场景的精准复刻，作者以诗意文笔描摹白鹿原的四季风物、自然肌理，为硬核的乡土叙事披上温柔的诗意外衣。春雨淅沥，如绢丝轻落、似烟雾氤氲，轻柔滋润着塬上厚土；初夏时节，大梁沟坡的嫩柳低垂、随风拂动，尽是新生生机；冬日雪落，白雪皑皑覆盖鲸鱼沟，麦苗素裹、原野静谧，尽显黄土塬的苍茫澄澈。四季流转、风物更迭，晨昏交替、光影变幻，白鹿原的山川草木、风雨晨昏，皆被作者细腻落笔、诗意呈现。这些自然景观描写，绝非单纯的场景铺垫与氛围渲染，更是乡土情怀的寄托、土地深情的流露，为整部作品注入了灵动的诗意与悠远的意境，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的完美交融。

细节是文学的神经，是作品生命力的核心载体。贠文贤谨遵细节叙事的创作要义，以精微细腻的细节描摹，赋予平凡乡土场景深刻的人文内涵与时代隐喻。小说中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典场景，一处细微至极的细节，藏着深厚的时代意蕴：方副社长端坐灶前用餐，芦花公鸡刨食扬起灰尘，于刚乾随手挥杖驱赶，受惊的公鸡腾空而起，鸡爪无意间落在方副社长的秃顶之上，留下浅浅爪印。

一幕轻松诙谐的乡土场景，没有刻意的褒贬、直白的歌颂，却精妙隐喻了集体时代干群相融、朴素纯粹、无尊卑隔阂的和谐关系。干部扎根乡土、贴近群众、融入民生，乡民质朴坦诚、率真纯粹，平淡的烟火细节，承载着珍贵的时代风貌与人文温情，于细微处见深刻、于琐碎中见格局，尽显作者高超的细节叙事功力。

在语言审美层面，《大梁村》形成了“质朴苍劲、洗尽铅华、短句有力、白描传神”的独特语言风格，完美适配乡土叙事的核心内核。贠文贤摒弃华丽辞藻的堆砌、繁复修辞的雕琢、空洞浮夸的表达，坚持去繁就简、返璞归真，以极简的文字承载厚重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。全文极少使用冗余的形容词、副词，多以短句白描铺陈叙事，文字干净利落、铿锵有力、通透自然，如同关中黄土一般厚重质朴、沉稳扎实，暗藏穿透人心的力量，完美印证了贾平凹“语言朴实但有力”的精准评价。

方言俚语的适度融入，为作品赋予了浓郁的关中地域风情与原生乡土质感。作者秉持“适配叙事、不碍传播”的原则，适度运用“谝闲传”“日弄人”等本土方言，穿插“宁叫男大十，不叫女大一”等关中民间俗语，让乡土叙事更具原生韵味。拉河人一句诙谐的乡土调侃：“精身子穿褂褂，精沟子穿棉裤，精脚子穿棉窝”，直白质朴、生动诙谐，既贴合人物身份、贴合乡土语境，又鲜活展现了关中乡民的淳朴幽默，让文字充满烟火灵气与地域特色。

人物对话的个性化、生活化特质，更是小说语言艺术的点睛之笔。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、不同阅历的人物，拥有专属的语言风格与表达特质。于恭让直言不讳、通透犀利，一句“人心向好难如修坝，学坏垮塌如流水”，道尽世道人心的深刻哲理，饱含老一辈乡民的人生阅历与乡土智慧；金文涛随性豁达、风趣幽默，炕边闲谈、邻里打趣的日常对话，轻松鲜活、自带喜乐，将乡村邻里的温情戏谑、平凡喜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个性化的对话书写，让人物形象愈发立体鲜活，让乡土叙事愈发真实动人。

五、文学对话与范式突破：后白鹿原时代的乡土叙事新生

纵观当代关中乡土文学，《白鹿原》是无法逾越的高峰，也是后辈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与艺术范本。《大梁村》的问世，注定要在与《白鹿原》的文学对话中确立自身的文学坐标。两部作品同源一片塬野、同根一方水土，皆以白鹿原为叙事基底、以乡土变迁为叙事核心、以人性书写为精神内核，形成了跨越三十年的文学赓续与文脉传承。但贠文贤并未止步于简单的致敬与复刻，而是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完成了主题迭代、叙事革新、精神升维，实现了后白鹿原时代乡土叙事的全新突破。

从叙事时序与主题内核来看，两部作品形成了“落幕与新生”的完美承接与互补。《白鹿原》的叙事时序锁定清末民初至抗战结束的动荡百年，聚焦传统宗法社会的崩塌、旧式农耕文明的解体、传统伦理秩序的瓦解，以沉郁悲壮的笔触，记录一个旧时代的落幕、一种旧文明的消亡，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画上厚重的文学句号。其核心主题是“告别”，是对旧秩序、旧文明、旧时代的回望、反思与哀悼，满含历史的沧桑感与文明的失落感。

而《大梁村》的叙事时序，恰好接续《白鹿原》的叙事终点，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落笔，贯穿改革开放至今的新时代振兴，聚焦旧文明落幕之后、新乡村文明的重构与新生。其核心主题是“重建”，是在旧秩序的废墟之上，探索新时代乡村的发展路径、新的乡土伦理、新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秩序。如果说《白鹿原》解答了“传统农耕文明如何落幕”的历史命题，那么《大梁村》则解答了“现代乡村文明如何新生”的时代命题，一旧一新、一落一起、一悲一暖，共同构筑起白鹿原百年乡土文明的完整演进谱系，让这片黄土的文学叙事得以完整闭环、永续延续。

在叙事策略与艺术范式上，两部作品形成了“繁复与清朗、悲壮与温暖”的差异化美学格局。《白鹿原》构建了极致繁复、多层交织、多线缠绕的史诗级叙事网络，白、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主线之外，数十个人物的人生轨迹、多条隐性的叙事副线纵横交错，形成庞大深邃、极具张力的叙事迷宫，兼具历史的厚重、人性的幽暗、命运的悲壮与哲学的思辨，抵达了当代乡土文学的艺术巅峰。

《大梁村》则跳出繁复叙事的桎梏，以清朗舒展、主次分明的双线结构铺陈全文，摒弃冗余的支线剧情与晦涩的隐喻表达，以线性时序为骨架、以人物成长为血肉，平实真切、层层递进地展现乡土变迁与时代新生。这种艺术选择，并非创作能力的短板，而是作者清醒的美学取舍与精准的叙事定位。贠文贤放弃了极致悲壮、极致撕裂的史诗叙事，转而聚焦平凡人间的奋进力量、乡土社会的温暖新生，以质朴平实的笔墨，书写新时代乡村的蜕变与成长，形成了温和、坚韧、向阳的全新乡土叙事美学。

著名作家高建群的点评，精准界定了两部作品的文学位次与价值差异：相较于《白鹿原》的雄浑笔力、深刻人性，《大梁村》的文字张力、人物辨识度确实略有不及，难以企及经典的史诗高度。这一评价坦诚客观、切中肯綮。《白鹿原》是百年难遇的文学巅峰，其历史深度、人性思辨、艺术格局、悲剧张力，都是当代文学的天花板，无法轻易复刻与超越。

但经典的价值从来不是禁锢后辈创作的枷锁，而是滋养文脉延续的沃土。高建群同时肯定了《大梁村》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：白鹿原的土地依旧鲜活，塬上的故事从未落幕，时代的变迁仍在继续，乡土的人生仍在演绎。《大梁村》的核心价值，便是接续了白鹿原的文学文脉，填补了经典留白的时代叙事，真诚回答了“旧时代落幕之后，塬上众生何去何从，乡土未来何往何归”的核心命题。它或许没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，没有深邃极致的哲学思辨，却拥有扎根土地、贴近时代、温暖人心的真诚力量，是后白鹿原时代最珍贵的乡土文学答卷。

六、时代价值与文化使命：镌刻乡土记忆，留存时代根脉

在乡村快速迭代、传统乡土文明加速消逝的当代语境下，《大梁村》的问世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范畴，承载着记录时代、留存记忆、赓续文脉、传递精神的厚重文化使命。贠文贤年逾古稀、半路从文，以七十余载人生积淀、四十万字笔墨深耕，为一方乡土“立此存照”，将大梁村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、白鹿原的乡土文明、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永久镌刻于文字之中，完成了一位乡土作家扎根故土、致敬时代、留存文脉的责任与担当。

“立此存照”的文学使命，是《大梁村》最核心的文化价值。现代化进程的飞速推进，彻底重塑了中国乡村的面貌。传统农耕的生产方式、世代延续的乡土习俗、淳朴厚重的邻里人情、独特鲜活的在地文化，都在时代浪潮中快速消解、逐步消逝。而亲历这段沧桑变迁的初代乡土建设者已然步入暮年，他们的生命记忆、人生阅历、时代感悟，终将随着岁月流逝而消散。若无文字留存，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变迁、一代人的奋斗史诗、一方水土的文明底色，便会沦为无迹可寻的过往。

正是基于这份清醒的文化自觉，贠文贤以笔墨为载体，抢救性记录乡土记忆、镌刻时代变迁。小说完整留存了集体化时代、改革开放初期、新世纪振兴阶段的乡村生产模式、生活百态、民俗风情、人心流变，将碎片化的个体人生记忆，整合为系统化、可传承、可溯源的时代集体记忆。从某种意义而言，《大梁村》早已超越小说的文体属性，成为一部记录关中乡村百年变迁的民间民族志、一部镌刻乡土奋斗史的时代档案，为后世回望过往、研究乡土、读懂时代，留存了最真实、最鲜活、最珍贵的文字样本。

留存在地文化、赓续乡土文脉，是作品不可或缺的文化价值。评论家刘宁曾指出，《大梁村》最突出的特色之一，便是对乡村景观、乡土场景、在地文化的细腻描摹与精准留存。小说全景复刻了白鹿原的自然风物、农耕文明、民俗文化与方言文化，四季轮转的塬野风光、春耕秋收的农耕节律、社戏欢聚的民俗场景、鲜活质朴的方言俗语，共同构筑起完整的关中乡土文化体系。

这些描写绝非单纯的艺术渲染，而是主动的文化传承与文明守护。在乡土文化快速流失的今天，作者以文字定格即将消逝的乡土图景，让远去的农耕文明、传统民俗、乡土风情得以永久留存。当代读者可借此回望旧时光，感知传统乡土的烟火百态；年轻读者可借此穿越岁月阻隔，读懂父辈的奋斗岁月、读懂乡土的文明根脉、读懂时代的沧桑巨变。作品由此完成了乡土文化的代际传递，让黄土文明、关中文脉在新时代得以永续传承。

重构集体记忆、传递时代精神，是《大梁村》深远的社会价值。孔明曾评价，《大梁村》是一代人不可磨灭的集体烙印，是个体记忆归集而成的时代精神图谱。小说中无数的乡土场景、人生际遇、时代变迁，精准契合了一代人的生命体验，能让亲历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。那些艰苦求索的奋斗岁月、质朴纯粹的乡土人情、跌宕起伏的人生抉择，是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、共同的时代印记。

同时，作品为年轻一代搭建了回望历史、读懂乡土、感知时代的精神窗口。生于新时代、长于盛世中的年轻人，未曾亲历乡村建设的艰难求索、时代转型的阵痛蜕变，难以真切感知今日乡村振兴、盛世安稳的来之不易。而《大梁村》以真实的故事、鲜活的人物、厚重的历史，让年轻读者读懂乡土发展的坎坷历程、读懂平凡生命的坚韧力量、读懂时代进步的艰辛不易，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乡土情怀、传承奋斗精神、坚定时代自信，赋予作品超越时代的教育意义与精神价值。

七、结语：黄土无声，笔墨留痕，岁月有光

黄土无言，承载百年沧桑；笔墨有声，镌刻时代华章。贠文贤以古稀之龄、赤诚之心、乡土之情，告别深耕多年的工运理论研究领域，以纯粹的文学初心扎根故土、回望岁月、书写时代，用四十万字的真诚笔墨，为白鹿原续写了一段崭新的乡土史诗，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增添了一抹温暖厚重的底色。这部半路落笔、心血凝结的作品，没有职业作家的技巧圆熟、结构精巧，却拥有最纯粹的生命质感、最真挚的乡土情怀、最厚重的岁月沉淀。作者无需刻意雕琢、无需刻意造势，只是将自己亲历的岁月、深耕的土地、见证的变迁、感知的人心，真诚落笔、如实呈现，让文字自带温度、自带力量、自带时光厚度。

作为后白鹿原时代乡土叙事的崭新坐标，《大梁村》始终站在经典的肩膀上，传承文脉、突破创新、接续新生。它承接《白鹿原》扎根土地、书写时代、拷问人性的文学初心，延续关中乡土文学厚重质朴、兼具烟火与诗意的艺术特质，却跳出旧时代的悲情桎梏、悲剧内核与幽暗思辨，立足新时代的发展语境，聚焦乡土的蜕变新生、人性的善美坚守、时代的奋进力量，完成了乡土叙事的时代迭代与精神升维。

诚然，《大梁村》并非完美无瑕的传世经典。相较于《白鹿原》极致的人性深度、雄浑的史诗格局、震撼的悲剧力量、深邃的哲学思辨，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略显温和、叙事张力略有不足、思想锋芒稍显内敛。温暖向阳的美学基调，在弘扬人性光辉、传递正向力量的同时，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性的幽暗博弈、命运的极致冲突与时代的深层阵痛。但这份温和与质朴，恰恰是《大梁村》最独特、最珍贵的文学特质。

在众声喧哗、追求极致的文学语境中，贠文贤摒弃刻意的深刻、刻意的悲壮、刻意的猎奇，坚守乡土本真的温暖、平凡生命的力量、时代发展的希望，以质朴笔墨书写平凡人的坚守与奋进、求索与成长，让读者在烟火百态中读懂乡土韧性，在命运浮沉中看见人性微光，在岁月变迁中感知时代力量。正如肖云儒所言，这部作品最动人的价值，在于展现了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，绽放了美善生命的璀璨光彩。

合卷沉思，白鹿原的麦浪依旧岁岁更迭，灞河的流水依旧生生不息，塬上的土地依旧滋养着代代乡民，乡土的故事依旧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续写。《大梁村》或许不是白鹿原文学谱系中最嘹亮、最雄浑的声音，但它是最真诚、最质朴、最贴近土地、最温暖人心的声音。它记录着黄土褶皱里的岁月沧桑，聆听着时代洪流中的生命回响，留存着一代人的奋斗记忆、一方土的文明根脉、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。

这部扎根乡土、致敬时代、留存记忆的诚意之作，以笔墨为舟，载岁月前行；以文字为壤，养文脉长青。它让平凡的乡土岁月被铭记，让质朴的人性光辉被看见，让厚重的时代精神被传承，在当代乡土文学的星河中，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温润光芒，为后白鹿原时代的乡土叙事，写下了温暖厚重、意蕴悠长的崭新篇章。

长篇小说《大梁村》作者简介：

贠文贤，长篇小说《大梁村》作者，华文月刊封面作家。陕西省蓝田县白鹿原人，陕西省作协、陕西省散文协会、西安市作协、蓝田县作协会员。先后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中央党校西北分校研究生班学习。曾担任陕西省总工会研究室主任、副巡视员，陕西省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。出版《国情教育纲要》等管理类著作多部，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。

本文作者袁竹

作者简介

袁竹，1966年10月生，四川德阳人，别号石竹山人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、逍遥画派创始人，是横跨文学、哲学、美学、美术领域的复合型多元文艺家。

一、绘画成就

作为逍遥画派创立者，其开山之作《山村》斩获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国际优秀奖。先后出版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·袁竹》大红袍精品图书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）、《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（二）袁竹山水画作品选》（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）等多部权威画集，作品被纳入高校美术教学体系，具备专业教学与艺术示范价值。

二、文学成就

千万字跨文体资深作家，累计创作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文艺评论、学术论著等作品超1200万字。长篇代表作涵盖多元题材：37万字科创题材长篇小说《破茧逐光》（又名《东升》）于2026年5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；历史现实题材《平遥世家》《地火长歌》《变脸》；史诗级科幻长篇《驶向星辰大海》；抗战现实主义作品《烽火荣光》；古蜀文化题材《大易流形》《我爹是神我是人》《三星堆之缘》《三星堆青铜恋歌》等。同时著有《鲁迅论》《巴金论》《李调元论》《张俊彪论》等系列长篇文学研究论著。在“文化艺术报”、“英国华商报”、“华文月刊”、“华人文学”、“评论与访谈”、“检察文学”等纸媒发表数十篇书评。

三、哲学、美学成就

深耕文艺哲学与美学研究，著有“逍遥哲学”三部曲《易道哲思》《仁源义辨》《无竟之游》，构建了专属的逍遥文艺哲思体系，为其绘画、文学创作提供核心思想支撑。

其《破茧逐光》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·袁竹》《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（二）·袁竹山水画作品选》三部核心力作，集体参展2026年6月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，集中展现了逍遥画派与逍遥文学的创作成果与文化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