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耕快四十余载，几百万字的作品或发表于核心文学期刊，或由出版社付梓，从小说到诗歌、散文、随笔，也算在文学圈“站稳”了脚跟。这些年，不止一次有外人带着疑惑问我：“你的作品量和影响力都够格，怎么从没见你申报中国作协？”每次我都如实回应：文学创作的价值，从不由某个组织的会员身份来定义，就像农民种出的粮食好不好，轮不到城里的协会评判。
首先我不反对加入中国（各级）作协。有人认为加入作协是对自己文学价值和成果的肯定；有人认为只有加入了各级作协组织，创作才有意义。各级作协是个会员众多的庞大组织，抱有这种浅薄的认知，也可以理解。
但是，对我来说，加不加入中国作协，对我的创作毫无意义，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和帮助。写作本质上是个体与世界的深度对话，是灵魂在文字中的真实投射，它需要绝对的精神自由，容不得半点体制化的束缚。我见过太多为加入作协耗尽心力的人，他们把一半精力花在写作上，另一半全耗在经营关系、拼凑材料、参加无关活动上。更荒诞的是，连真正靠实力立足的创作者，也会被这套体制裹挟。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，她有幸荣获全国“春天文学”奖项，这本是纯粹靠文字实力赢得的荣誉，却因她不是省作协会员，不符合所谓的“程序”，只能被迫临时填写省作协入会表格，借由协会名义才能领取属于自己的奖项。她本是特立独行的性子，从不愿依附任何组织，却不得不向这套僵化规则妥协。这样不愿被体制捆绑、坚守创作本真的人，如今已少之又少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而更多人早已主动陷入迷局，一位文青抱着半尺厚的申报材料找我推荐，我随手翻开不耐烦地说，本人不是作协内人，无资格推荐。其作品简介仅占两页，其余全是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、与名家的合影。这般本末倒置的操作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他们追求的不是文学突破，而是作协那顶能装点门面的“帽子”。这些人把文学界当成了官场，把会员证当成了晋升的阶梯，把创作当成了敲门砖，早已背离了写作的初心。
韩寒曾直言：“要是我当作协主席，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作协。”这话虽显极端，却精准戳中了体制积弊。并非作协里全是庸才，事实上不乏真正的写作者，但整个体系自带的惰性与功利性，早已稀释了其文学价值。放眼全球，设立官方作协的国家屈指可数，而世界文学的繁荣从未因此受阻。托尔斯泰一生远离任何文学组织，潜心在庄园观察社会与人性，写出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这样穿越时代的巨著；卡夫卡终其一生只是布拉格保险公司的小职员，从未依附任何文学团体，却凭借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，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；博尔赫斯晚年失明，既非任何作协成员，也无官方荣誉加持，但其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至今无人能及。正如纳博科夫所说：“文学的本质在于其独特性与私密性，任何集体化的捆绑都会扼杀其生命力。”文学的核心从来不是体制赋予的身份，而是创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知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以及对真理的执着追问。作协既给不了作家灵感迸发的火花，解决不了创作陷入瓶颈的困境，更挡不住市场对劣质作品的自然淘汰，除了炮制会议纪要、颁发无关痛痒的荣誉证书，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我曾加入省作协（负责市作协日常工作），那并非出于自愿，纯粹是当年在地方文联工作的需要。彼时负责组织基层文学培训、对接当地作者，没有省作协会员身份，不仅无法申请活动经费，连与其他地区文联沟通都寸步难行。那段经历让我彻底看清了体制的僵化：明明是作家间的即兴交流，非要包装成“创作经验会”；明明是个人的读书心得，非要整理成“集体学习成果”；甚至连作品研讨会的发言顺序，都要按行政级别而非文学见解排列。离开体制后，就自动终止了与各级作协的所有联系，那些定期寄来的会刊，我翻几页就扔进废纸篓。如今对中国作协的申报邀请，我更是提不起丝毫兴趣，单是想到要填写繁琐的的审核表格，要像陈列商品一样罗列自己的“创作成就”，还要托关系找知名作家写推荐语，就从心底里感到厌恶。
有人说我不加入是“清高”，这话我不认同。我不是清高，只是不愿同流合污。在文学圈待得越久，见过的乱象越多：有作者为了入作协，提前半年就托关系找评委“打招呼”，甚至把未发表的作品送上门请人“指点”；有高校教师为了评职称，把国外学者的理论改头换面，当成自己的“原创观点”发表，以此凑齐申报作协的“成果”；更有甚者，一旦戴上“作协会员”的头衔，就摆起作家架子，对后辈动辄以“权威”自居，指点江山，可自己多年都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。上海作家陈村曾说，上海市作协上千号会员中，还在写作的不到一百人。他自己也羞愧多年没有作品。这些荒诞的现象，我既看不惯，更不愿参与其中。想起汪曾祺先生，当年有人力邀他担任当地作协主席，他直接婉拒：“我就想安安静静写点东西，当不了这个官。”还有近些年自愿退出作协的几位作家，他们放弃的是体制赋予的光环，守住的却是写作的本心。他们才是文学界真正的清流，我为他们喝彩，循着他们的脚步，守好自己的一方书桌。
偶尔我也会自嘲：我或许真的“不配”加入中国作协。我只是个自由写作者，既没有符合“主流标准”的“代表作”，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“社会头衔”，写的作品也许不够“宏大叙事”，不够“高大上”，却全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、亲身所感的真实表达。我不需要集体的“指导”，写作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节奏与认知路径，旁人的指手画脚只会打乱思绪。作协所谓的“创作指导”，往往是用统一的标准框定个性的表达，用主流的论调压制多元的思考，用行政的逻辑替代文学的逻辑。就像当年有人批评卡夫卡的作品“过于消极”“脱离现实”，若他加入了某种文学组织，恐怕早已被要求修改创作方向，世界文学史上也就少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。这样的“集体智慧”，我消受不起，也绝不接受。
福柯说：“写作是对自我的重塑，是对抗规训的武器。”对我而言，写作就是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，对得住读者的期待。读者读我的文章，是想看到真实的生活图景，感受真挚的情感共鸣，而不是看那些被体制驯化后的空洞文字。如果有人说我的文章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温度，这对我而言，就是最高的认可。至于中国作协的门朝哪边开，会员证是什么模样，从来都与我无关。
我见过某些作者加入作协后，渐渐失去了创作的锐气，或写些四平八稳的“安全文字”，生怕触碰所谓的“红线”；也见过有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参加作协会议、领取荣誉证书上，最终彻底荒废了创作。文学最忌功利心，最怕被束缚，而作协的体制恰恰最容易滋生功利，制造束缚。我不愿成为这样的人，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失去灵魂。
我为什么没加入中国作协？当然还有一点是，我怕各种难以言说的麻烦。如果今后自己江郎才尽，还揣着某作协会员证，我会难受甚至羞愧。
回复 (2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