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书架子上有一排阎连科的书籍。
其中一套“阎连科文集”是我前些年在网络上购买的。我承认我读得不多。但有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在卫生间放置了好些年，已经变得发黄，被翻得卷了边——相比他的长篇作品，我更喜欢他的短篇。
那时候，他是个处于一线的当红作家。现在他的很多书在书店难觅踪迹了。
某天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文字，说阎连科在布拉格领取卡夫卡奖时说：“我永远是中国的一个乡村作家”。因这句话，我对他生出一份敬意。
一个在国内几乎被抹去名字的人，站在欧洲的领奖台上，说自己是乡村作家。你慢慢去思索，思索到的全是苦涩的味道。
我回想起读他的《丁庄梦》时的状况。我极为惊讶，神经随即就处于麻痹状态。这部纪实小说，叙说着血淋淋的现实。说实话，我感觉如同面对一份验尸报告。河南很多关于艾滋村的情况，大家并不是完全不知道，只是从来没有谁用文字揭示过。阎连科不跟你绕弯子，他就是把很多溃烂的伤口揭开给你看。因为十分悲惨，这本书被禁了。
阎连科于1958年出生在河南嵩县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。他二十岁时参军，动机一点也不崇高。他说就是想要吃口白面馍馍。他被提干，成了作家，彻底从农村逃离了出来。一次他回到家乡，看见发小还在田间艰苦劳作，看到乡亲们还在为一点儿钱而发愁，他的内心有些崩溃。特别是九十年代的那一场卖血潮，我之后查阅资料，很多农民并不是不清晰卖血存在危险，他们更清楚，要是不卖血的话，儿子就不能够娶到媳妇，房子也不能够盖起来。阎连科记载他们的处境——不是他们愚蠢，而是被逼迫到了那样的状况，跟他们去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
从那以后，阎连科的写作更加趋向于贴近现实的真实。之前他还有所顾忌，还想着发表，以及如何通过审核。后来他不管了。他把自己那一套理论叫做“神实主义”。我对这个词语进行过思考，觉得它十分精准。那该怎么说？就是现在都这样荒诞，你规规矩矩地去书写，别人说你是胡编；你添加一些魔幻的内容，别人说你是乱造。那要怎么办才好？干脆把现实里最为荒诞的那一部分，直接展现出来，不进行解释，不进行包装，爱相信就相信，不相信拉倒。
长篇小说《受活》里，讲述一个残障村子，想发财致富，县长想要前往俄罗斯去购买列宁的遗体，来开展旅游。初次阅读它觉得是黑色幽默。第二次阅读时，已经无法再轻松地笑出来了。因为你突然察觉到，这些事情的根本规律你过于熟悉。为追求一个数字，为探寻一个指标，为谋取一个所谓的宏大目标，竟然能够把活人当作燃料去焚烧。
评论界曾经把《受活》和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相比较，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。我自身的阅读感受，不是特别地强烈，相反觉得“神实主义”比较合适。
现在只要一提到阎连科就被叫做“禁书作家”，好像他从出生就是个爱惹麻烦的人，专门和体制对着干。去看他的文字，找不着咬牙切齿的怨愤，找不着高高在上的指责。他只是在承受痛苦。他心疼很多把自己的血液全部卖光，一直到失去生命的农民，被时代的车轮碾压，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他到底有多心疼？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大概的意思是：我的写作不是因为有勇气，而是不能做到装作没看到。
他还说他写作是因为自身胆小且怯懦。他说自己是被良知所绑架，闭上双眼全是很多人的面容，停下笔就心里不踏实。这算是什么斗士？分明是一个被愧疚一直啃噬了整个一生的家伙。他不是在进行抗争，而是赎罪。为谁来救赎？为这个装聋作哑的世界来救赎。
现在阎连科在国内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，他的书无法出版，以往的旧书也不能重新刊印。而在国外，他获得的奖项一个接着一个，在布拉格，伦敦，巴黎等地方，国外的评论家们都在对他进行评论。但他不在意这些。他心里惦念着嵩县村子里的人们，还有丁庄很多带着冤屈难以合眼的魂灵。
他在人大当教授时，在校园里散步，就像一个朴实的农村汉子，完全没有一点大作家的做派。你和他擦肩而过，肯定不会再多看一眼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人，靠着一支笔，把这片土地上最不应该被遗忘掉的很多故事，给书写到了文学史里。
他说他是乡村作家。我觉得他乃是本时代最后一位还在为平民发声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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