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初入凡尘
一九七六年的夏天，热得像蒸笼。
产房在县医院二楼最西头，窗户关不严实，木框子被七月的日头晒得起了皮，风吹过来，吱呀呀地响。空气里浮着消毒水、汗水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，墙角摆着两个搪瓷脸盆，盆底的水垢积成黄褐色的一圈。护士端着铝盘子进进出出，盘子上的纱布、剪刀、止血钳在光线里晃出冷白的光。
建国出生的时候，三斤八两。瘦，小，像一只刚出壳的雏鸟，浑身皱巴巴的，皮肤底下透出淡淡的青色。他攥着拳头哭，哭声细细的，却一下接一下，不肯停。护士把他裹进一块洗得发白的棉布襁褓里，抱出来的时候，门口的走廊里一股热风卷过来，吹得布角扑扑地翻。
父亲坐在走廊的长凳上，那凳子漆面掉了一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。他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食指来回抠着工装裤上蹭的一块油渍，那是昨天修机床时蹭上去的，指腹碾过去，油渍晕开一点又凝住，他反复地碾，反复地看，直到护士推门喊他。他猛地站起来，膝盖磕在凳腿的铁架上，咚的一声，疼得他皱了下眉，可顾不上揉，三步并两步冲过去。
护士把襁褓递过来。他伸出手，两只手掌摊开，这才发现手心全是汗，在灯下亮晶晶的。他在裤腿上蹭了两下，才小心翼翼地接过。胳膊僵着，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，不敢动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建国在襁褓里挣了一下，小脚蹬出来，踢在他的虎口上，力气小得几乎感觉不到。他低头看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眼皮还肿着，嘴唇薄得像一片桃叶，却微微地嘟着。
"好，好，好。"他嘴唇哆嗦着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。
母亲躺在产床上，脸色蜡黄，额头的碎发被汗黏成一绺一绺的贴在太阳穴上。手指头搭在床沿，指甲盖发白，床单被她攥出一片褶皱。父亲抱着孩子进来的时候，她撑着想坐起来，试了两下没撑动，肩膀歪回枕头上，喘了口气，才伸手过来。
"让我看看。"
她拨开襁褓的边角，盯着那张小脸看了很久。产房里的吊扇慢悠悠地转，扇叶带起来的风吹到她脸上，她闭了下眼睛，再睁开时，眼底有潮润的光。
"就叫建国吧。"她说，声音哑哑的，"家国兴旺。"
父亲点头，笨拙地把孩子往她身边凑了凑："你说啥就是啥。"
弄堂是南北向的，窄得只能并排走三个人。两边的墙是青砖砌的，砖缝里长着青苔，夏天雨水多，青苔厚厚的一层，手指按上去能印出指印。地面铺的是石板，年头久了，被鞋底磨得发亮，尤其是下雨天，水汪在里面，映出灰白的天光。
建国会走路那会儿，是弄堂里最小的一个。他赤着脚，脚底板踩在石板上，凉丝丝的，有点滑，他就张开两只胳膊保持平衡，像一只小鸭子。脚趾头短短的，每次踩到石板缝的边沿，就本能地蜷起来。他喜欢沿着石板缝走，每一步都要踩在缝隙上，踩偏了就退回去重来，反反复复，乐此不疲。
他身后总是跟着一串孩子。最大的叫铁蛋，缺了两颗门牙，说话漏风。铁蛋他妈蒸馒头爱搁几颗红枣在上面，每次出锅，铁蛋就把红枣抠下来揣兜里，见了建国就递一颗过去。建国接过来，枣皮软塌塌的，还带着铁蛋兜里的体温，他塞嘴里含半天，甜味在舌尖化开，舍不得嚼。
夏天的弄堂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冠伸开去，遮出老大一片阴凉。树皮糙得像砂纸，上面爬着一道一道的裂纹，蚂蚁沿着裂纹列队往上爬。建国蹲在树底下看蚂蚁，一看就是半个钟头。蚂蚁扛着半粒米，走走停停，他趴在地上，下巴搁在胳膊上，鼻尖离地面只有一掌宽，能闻到土腥气和落叶腐烂的气味。
老周头就坐在树下那把竹椅上。竹椅的扶手被他磨得油光水滑，靠背上缠着一圈旧布条，布条边沿起了毛。他手里捏一把蒲扇，扇面发黄，边缘豁了几个口，摇一下，风散开来，带着淡淡的烟草味。
"建国，过来。"
建国拍拍手上的土，跑过去蹲在他脚边。老周头脚上趿拉着一双布鞋，鞋底磨得薄了，能看见脚趾头在里头动。他把蒲扇搁在膝盖上，卷了一根烟，火柴划拉一下，火光亮起来，照亮他脸上的褶子。
"你爸你妈赶上好时候了。"他吐了口烟，眯着眼看烟飘上去散进槐树叶子间，"你好好长大，将来要有出息。"
建国仰着脑袋问："啥叫出息？"
老周头拿烟卷点了点他的额头，烟灰掉下来一小撮，落在建国的鼻尖上。建国没敢动，怕烟灰掉嘴里。
"出息啊，"老周头又吸了一口烟，烟雾从他鼻腔里慢吞吞地溢出来，"就是将来你妈不用再在灯底下缝补丁，你爸腰疼了能吃上止痛片。"
建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槐树的影子在风里晃，斑斑驳驳地落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被光线晃得眯起来。
冬天的时候，弄堂里冷得扎人。家家户户在屋里生炉子，烟囱口冒出来的白烟在半空里汇成一片，像盖了一层薄棉被。建国缩在被窝里不起来，被子是棉花胎子的，盖了几年，棉花结成一团一团的，盖在身上不匀，肩膀那块总是空出一截。
母亲天不亮就起来生炉子。她蹲在灶房门口，拿废报纸引火，火柴划了三根才点着，火苗蹿上来，把她手指头燎了一下，她嘶地抽了口气，把手指含嘴里抿了抿，接着往炉膛里添劈柴。劈柴是父亲上个月从厂里拉回来的下脚料，锯成一小截一小截的，堆在墙角。火噼噼啪啪地响起来，橘红色的光映在母亲脸上，照亮了她眼角细细的纹路。
水烧开的时候，母亲用搪瓷缸子盛了半缸热水，又从柜子里摸出一块红糖，掰了指甲盖那么大一块丢进去，拿筷子搅了搅。她端着缸子进里屋，掀开被角，把建国从被窝里捞出来。
"喝了再睡。"
建国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嘴凑到缸子边沿。热水烫，他吸溜了一口，红糖的甜味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。母亲拿袖子给他擦嘴角，袖口的布磨得薄了，擦在脸上绒绒的。
"妈，"建国含着那口热水含了半天才咽下去，"今天不上学，我再睡会儿。"
母亲把被子重新给他掖好，手指拢了拢他额前的碎发："睡吧。"
门吱呀一声关上，脚步声远了，炉膛里的火还噼啪地响着。建国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芯子是荞麦皮的，动一下沙沙响，闻着有一股日头晒过的味道。
上学的路要从弄堂穿出去，拐过三条巷子，再沿河走一里地。河不宽，水是浑的，岸边种着一排柳树，柳枝垂到水面上，风一吹就画出一道一道的波纹。建国每天走这条路，边走边数步子，从弄堂口到学校大门，一共两千一百三十七步。
教室是平房，红砖墙，窗户上没有玻璃，冬天糊一层塑料布，风大了塑料布就鼓起来，噗噗地响。课桌是长条木桌，桌面上刻满了字，横七竖八的，有的是算草，有的是骂人的话，有的是记的日期。建国坐第三排靠墙的位置，桌面上被人刻了一道深沟，铅笔搁上去就滚下来，他拿小刀把沟边磨平了，铅笔才放得住。
他写字慢。同桌的小胖已经写完一整页算术题了，钢笔在纸上唰唰地响，写完就把笔一撂，开始揪前桌女生的辫子。那女生叫红梅，头发又黑又粗，编成一条大辫子垂在背后，辫梢用红头绳扎着。小胖揪一下，红梅就回头瞪他一眼。建国头也不抬，眼睛盯在课本上，嘴唇无声地动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
钢笔是旧的，笔尖有点分叉，写撇的时候会洇出一小团墨。他每写几个字就停下来，拿废纸把笔尖擦一擦，再接着写。本子的格子很小，他的字也小，一笔一划都框在格子里，不越界。写到后来手心出汗，笔杆滑，他就在裤腿上蹭一下手心，蹭完了继续写。
五年级冬天的那个下午，语文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。办公室在教室尽头，门是木头的，关不严，门缝里灌进来的风冷飕飕的。老师坐在办公桌前，桌上一摞作业本，最上面那本就是建国的。老师把本子翻开，手指点在第一行字上。
"你底子不差，就是太慢。"
老师三十多岁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镜腿上缠着白胶布。他说话的时候眼镜往下滑，他就拿中指把镜托往上推一下。
"考试有时间限制的，你得学会快起来。"
建国站在办公桌前，两只手贴着裤缝，指甲盖里还有墨水印子没洗干净。他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窗外的风把塑料布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，啪啪地响。
那天晚上，建国在煤油灯下坐到很晚。灯罩是玻璃的，熏久了发黑，火苗一跳一跳的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墙壁上，忽大忽小。他拿了一沓废纸，在上面反复写同一个字——"快"。写了一遍又一遍，刚开始慢，笔尖在纸上磨出沙沙的声响，后来渐渐快起来，笔画却开始潦草。他停下来，把潦草的那几张撕了，重新开始。
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。脸压在胳膊上，压出红印子，右手还握着笔，笔尖抵在纸面上，洇出一团墨。煤油灯的火苗矮下去，灯芯烧得发黑，一股焦糊味散在空气里。
母亲走过来，把灯芯往上拨了拨，火苗蹿起来，亮了一些。她低头看桌上的纸，整整齐齐的"快"字，写了几十遍，有些旁边还打了圈，像是自己觉得满意的。她伸手摸了下建国的后脑勺，头发茬子扎在手心。
"建国，上床睡。"
建国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，没醒。
母亲把笔从他手里轻轻抽出来，又把他胳膊底下压的那张纸抽走。纸上洇了口水，墨迹晕开一团。她看了看，把纸叠好，放进抽屉里。
"妈知道。"她小声说了一句，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。
初中在河对岸。桥是石拱桥，桥面铺着长条石，被鞋底磨得光滑，下雨天走上去打滑。建国每天过桥的时候都数步子，从桥头到桥尾，四十三步。他走路喜欢贴边，右手扶着桥栏，栏杆是石头砌的，夏天烫手，冬天冰手。
初中课业重了，作业本摞起来有半尺厚。建国还是慢，可他坐得住。晚自习教室里静得只剩翻书声和笔尖擦纸的声，头顶一根日光灯管，灯管一头黑了，闪一下亮一下。他就坐在灯管正下方，光线最亮的那块区域，摊开数学课本，一道题一道题地过。
有一道几何题，老师讲了四遍，他还没懂。辅助线该画在哪儿，他每次画的都不一样。第五次，他拿着课本追到老师办公室去了。老师正批作业，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口，叹了口气，拿过他的本子，红笔在图上画了一条虚线。
"看明白了？"
建国对着那条虚线看了半分钟，又抬头看图上的角度，嘴唇动了几下，终于点头："明白了。"
老师摆摆手让他走。他转身的时候，手里的本子角夹在门框边，撕了一道小口子。他把本子抱在胸口，低头用指甲把口子捋平了。
初三那年春天，语文课写作文。题目叫"我的母亲"。建国想了很久，动手写的时候，班里已经有一半人交了卷。他不急，钢笔尖蘸了墨水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写到母亲冬天生炉子被火燎了手那段，他把"嘶地抽了口气"改成了"倒抽一口凉气"，想了想又划掉，改成"轻轻吸了一口气"，这才继续往下写。
作文发回来那天，老师把他的本子翻开放在讲台上，当着全班念了。念到一半，教室里很安静。建国低着头，耳朵根烧得通红，手指在桌沿上来回摩挲，摩挲到桌面那条深沟的位置，指腹卡进去，顿了一下。
老师说："虽然文笔不算最好，可是字字都是自己想的，没有抄，没有凑。"
下课以后，红梅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她没说话，嘴唇动了动，把辫子从肩膀后面甩到前面来，红头绳在发梢上晃了晃。建国看见那个红头绳，又低下头去，把本子合上，收进书包里。
高中毕业那年，建国十八岁。瘦，肩胛骨从衬衣底下顶出来，后背的脊椎骨一节一节地凸着。他站在县一中门口那棵梧桐树底下，手插在裤兜里，裤兜是他妈改的，比原来大了一圈，能装下一本书。
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半，地上铺着焦黄的枯叶，脚踩上去咔嚓咔嚓地碎。他低头看那些碎叶子，拿鞋尖拨了拨，拨出一小块空地来。
父亲腰伤之后，走路有点跛，右脚落地的时候会比左脚重一些，踩出闷闷的一声。建国能听出父亲的脚步声，隔着半条巷子就能认出来。现在他听着那脚步声近了，没回头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握成拳又松开。
通知书在书包里，他没拿出来过。夹在那本《新华字典》中间，纸边被字典页压出了印子。那天晚上他把通知书叠好塞进抽屉最里面的时候，手指头蹭到了抽屉底的木刺，扎了一下，冒出一颗很小的血珠。他把手指含进嘴里抿了抿，铁锈味在舌尖化开，关上了抽屉。
去机械厂报到那天，他穿上父亲那件蓝色工装。衣服大了一号，肩线塌在胳膊上，袖子长出来一截，他往上卷了两道。领口的扣子掉了，母亲找了个颜色相近的给他缝上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可牢靠。
厂门是铁栅栏的，油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铁锈。门口传达室的大爷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吐掉嘴里的烟屁股："新来的？三楼车间，找王主任。"
楼梯是水泥的，台阶边沿被踩得塌下去一层，中间磨出一道凹槽。建国上楼的时候数了数，从一楼到三楼，五十二级台阶。楼道里一股机油味混着铁屑味，墙角的铁皮垃圾桶里堆着沾了油污的棉纱，一截一截的，有些还滴着黑油。
流水线在车间东头，一道铁皮传送带，上面卡着一排排的零件，咣当咣当地往前送。工人们站在传送带两侧，每人负责一道工序，拧螺丝的拧螺丝，上油的上油，装箱的装箱。屋顶上几盏大吊灯，灯光白惨惨的，照在铁皮上反光，晃得人眼睛发酸。
建国的岗位是拧螺丝。右手拿气动扳手，对准螺孔，扣下扳机，嗡的一声，螺丝旋进去。一个零件四个螺丝，四个嗡声，零件继续往前送，下一个零件跟上来。他第一天下来，右手虎口震得发麻，吃饭拿不住筷子。他用左手夹菜，母亲看见了，没问，给他盛了碗汤搁在手边。
干了半个月，他习惯了。右手不再发麻，动作也快了，一个零件从接住到拧完四个螺丝，八秒钟。他给自己掐过表，手指扣扳机的力度越来越稳，嗡声越来越短促。
可他不甘心。
每天下班以后，他洗完工装挂在走廊的铁丝上，水珠滴下来，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。他坐在宿舍那张铁架床上，床板硬邦邦的，铺一层薄褥子，坐久了硌得慌。他就靠着床头，打开一盏小台灯，灯罩是绿色的，光聚成一小圈，正好照亮一本书。
书从厂图书室借的，封面上印着"市场经济学入门"，书脊开裂了，用透明胶带粘着。他翻得很慢，遇到不懂的词就停下来，拿铅笔在下面画一条线，等凑够几个一块儿查。词典是以前上学用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纸页发黄了，翻起来哗哗地响。
室友叫大军，躺在对面床上看连环画，脚翘在床栏上晃。他翻一页连环画，瞥一眼建国："你一个流水线工人，看这些干啥？"
建国没抬头。铅笔在"市场经济"四个字下面画了条线，又在上面的"供求关系"下面画了条线。两条线平行着，他看了看，觉得它们之间好像有什么联系，可又说不上来。他把书合上，靠在床头闭了会儿眼睛。
窗外传来喇叭声。厂区大门口那家小卖部在放录音带，邓丽君的歌，软软糯糯的，飘进窗户里，混着夏天夜晚的虫鸣。建国睁开眼，看见窗框外头一弯月亮，细得像指甲盖。
他想起老周头那句话：将来你妈不用再在灯底下缝补丁，你爸腰疼了能吃上止痛片。
他把书重新翻开，翻到刚才画线的那一页。
辞职信是写在信纸上的，方格纸，他从厂办领的。写了三遍。第一遍太长，啰啰嗦嗦感谢了一大堆；第二遍太短，冷冰冰的像通知。第三遍，他写了六行，每行都框在格子里，字迹工工整整。
"尊敬的车间领导：本人因个人原因，申请辞去机械厂第三车间工人职务。感谢三年来各位领导和工友的关心帮助。此致，敬礼。"
他把信折好，揣进工装上衣口袋。然后脱下工装，叠平整，放进柜子里。叠的时候他想起母亲缝的那颗扣子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他伸手摸了摸，扣子还牢着。
车间主任姓王，矮个子，圆脸，喜欢把烟夹在耳朵后面。建国把信递过去的时候，王主任正在看一张生产报表，头也没抬。
"啥？"
"辞职信。"
王主任把报表放下，拿起那封信扫了一眼，又扫了一眼，然后从耳朵后面拿下烟卷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他眯眼看了建国一下。
"去哪儿？"
"还没定。"
"你小子，"王主任把烟灰弹进搪瓷缸子里，"我早看出来你待不住。"
他把信收进抽屉，拉开另一格，从里面摸出一个信封，抽出两张十块的，递过来："这个月的工资提前结了。你干了三年，没请过假，没旷过工，该给的不能少。"
建国接过来，钱还是新的，边角锋利，攥在手心里有点扎。他把钱折好放进裤兜，说："谢谢主任。"
走出车间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传送带还在咣当咣当地转，工人们的蓝工装在灯光下连成一片，分不清谁是谁。屋顶的吊灯晃了一下，光线跳了跳，又稳住了。
他下了楼。水泥台阶还是五十二级，他一级一级地走，走到最下面一级的时候停了一下。门口传达室的大爷换了个人，见他出来，从窗子里探出半个脑袋："走了？"
"走了。"
大爷没再说话，又把脑袋缩回去。
厂门外那条路是柏油铺的，天热的时候柏油晒化了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鞋底沾一层黑。路两边是梧桐树，叶子被太阳晒得蔫蔫的，垂着头。建国沿着树荫走，走得不快不慢。
前面是十字路口。左边通火车站，右边通商业街，直走是回家的路。他站在路口等红灯变绿，太阳从梧桐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他肩上落了一小片光斑。
绿灯亮了。他抬起脚，踩在斑马线上，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
口袋里装着那几百块钱，贴着大腿，有微微的重量。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，只知道该走了。
身后的厂房渐渐远了。灰扑扑的，矮矮的，像蹲在地上的一排老人。
他没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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