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，莫言飞去莫斯科领奖那阵子，自媒体炸了。一篇接一篇的吐槽，标题一个比一个狠。有人翻旧账，有人摆立场，有人直接说这是给侵略者站台。评论区更热闹，支持的骂反对的，反对的骂支持的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这事儿一下子成了公共事件，不光是文学圈的事，连不读书的人都在议论。
争议归争议，我想说说自己的看法。
我曾经是莫言和余华最死心塌地的读者。他们所有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。那时候我就认他们的文学是是超越时代的，是有骨头的。骨头硬，是因为他们敢写。敢写高密东北乡那些被糟蹋的女人，敢写福贵一家子的死活，敢把底层人的命当命看。他们有良好的叙述技法和强大的悲悯情怀。
2012年，莫言站在斯德哥尔摩。国人真高兴。中国文学终于被世界看见了。但高兴劲儿还没过，冷水就泼下来了。同为诺奖得主的赫塔•米勒，一个在罗马尼亚独裁者手下活过来的女人公开说：莫言获奖是个灾难。他不为正义发声，他缺一个作家该有的良知。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更不客气，直接说莫言胆小、奉迎、讨好体制。
我当时不服。一个写《丰乳肥臀》的人，怎么可能没良知？但后来想想，米勒说的不是他不会写苦难，而是他在真实的苦难面前，选择了闭嘴。《丰乳肥臀》确实是奇书，野得很，生命力旺得很。但你仔细看，它的政治立场是模糊的。莫言自己都承认，写作尽管远离政治，作品却不知不觉走向了政治。
问题是，当作品真的走向政治的时候，你站哪边？
俄乌战争打了大半年，布查的尸体还没凉透，顿巴斯的炮火还没停。他们飞过去，从俄罗斯官员手里接过一座以托尔斯泰命名的奖杯。托尔斯泰一辈子反对战争、反对暴力、反对一切不义。你拿着他的名字领奖，领的是什么？不是奖，是投名状。你在告诉全世界：我跟他们是一边的。或者至少，我不打算站对面。
有人说，作家可以远离政治，作家只对文学负责。这话漂亮，但经不起推敲。鲁迅说过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你写下一个人的苦难，你就已经跟那个人站在一起了。你不能一边写福贵的眼泪，一边对真实世界里的福贵们装看不见。作品是作家的手、眼、心跳。手脏了，心也就脏了。
最让我恶心的是双标。
莫言写《檀香刑》，写《蛙》，那是拿笔当刀，往权力的痛处捅。他写计划生育的暴力，写乡土中国的黑暗，写得鲜血淋漓。那时候他怎么不说"文学和政治要分开"？那时候他知道文学有重量，知道笔可以刺穿权力。可到了领奖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变成了"我只是个写小说的"。
写的时候，文学刺穿政治。领奖的时候，政治跟文学没关系。这不是双标是什么？
莫斯科的官方颁奖台上，诺奖得主现身——这不是文化交流，这是被征用了。连诺奖得主都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没被孤立，说明我们很道德。莫言看不到这个后果？他当然看得到。他只是不在乎。
才华是刀，良知是手。刀再快，手要是选错了方向，切下去的每一刀都是罪。诺奖不是免罪金牌，托尔斯泰奖不是，版税不是，销量不是。一个作家可以同时拥有这一切，同时丢掉最要紧的东西：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不低头。
我怀念九十年代的他们。那时候穷，但站着写。现在富了，有名了，膝盖软了。笔下的人物还在受苦，写字的人已经学会了转身。不是写不出好东西了，是不愿意了。不愿意为不公开口，不愿意为弱者站队，不愿意拿名声换一点正义的可能。他们选了安全，选了体面，选了两边都不得罪。
但作家这个行当，从来就不该是两边都不得罪的行当。我为曾经追捧的作家不自觉地感到难堪，他们的行为，好像突然让我吃到了一粒霉花生。为何他们的笔突然就跪了下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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