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说一个很多人没细想过的对比。
1949年前后，中国和印度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两个庞大的农业国，人口都以亿计，都穷得叮当响，都被战乱和贫困压得喘不过气。当时西方的经济学家普遍看好印度，觉得它更有希望。
理由也很直白：印度保留了英国留下的铁路、文官系统、议会制度和一批英语精英，起点看着比中国体面得多。
可几十年过去，剧本走反了。到了上世纪末，中国的人均寿命、识字率、工业能力，把印度甩开了一大截。问题来了——同样的穷底子，为什么中国跑赢了？
这个问题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：改革开放呗。
这个答案没错，但只答对了一半。真正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的，不是中国人自己，而是一个印度人。
他叫阿玛蒂亚森，1998年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个人有意思在哪？他不是华裔，早年也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好感，他一辈子研究的核心是贫困和饥荒。他甚至把话说得更直接：中国相对印度的领先，是1979年之前那段积累的产物，而不是单靠后来转向市场经济换来的。他是搞数据出身的人，看的是识字率、婴儿死亡率、人均寿命这些冷冰冰的指标。在他眼里，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起飞，不光看你有没有钱，更要看你有没有人。
到七十年代，中国的人均寿命冲到了六十五岁以上，比同期的印度高出一大截。婴儿死亡率断崖式下降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二十年后，当工厂需要工人的时候，中国有一大批活得好好的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可以用。这就是后来那波人口红利的底层来源。农民在老家有地、饿不死，他们才敢放心大胆地涌进城市去闯。
打工挣到钱，留在城里；万一失业了、干不动了，还能回乡种地。这条退路，让上亿农民工敢于承担进城的风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通过几场硬仗和自己搞出原子弹、氢弹这样的家底，让外部势力掂量清楚了一件事:想靠武力随便拿捏中国，代价太大，划不来。道理很朴素:你没法在别人的炮口下踏实盖房子。能安心搞几十年经济建设，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缺的战略红利。
新社会反复强调一件事: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，是历史的创造者。这句话听着像口号，但对一个被压了几百年的人群来说，它真的能激活一些东西。于是你看到，一穷二白的条件下，居然搞出了两弹一星、万吨轮、杂交水稻；农民自发改农具、修水利。它没法写进GDP，却实实在在托住了后来的一切。
这就是为什么，同样是改革开放式的转型，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了半天也学不像——他们缺的不是政策，是政策能生根的那片土壤。
森作为一个印度人，看得比很多中国人还清楚。这本身就值得琢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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